❤❤嫩草❤❤

刚来深圳的时候，徐汉松没有房子，就住在信用社联社（相当于现在的支行）的宿舍，顺便把上班的的备用金给带回去，放进库房保险柜里，然后等到第二天再骑着自行车背着备用金钱袋到网点上班。提备用金的事让徐汉松印象深刻。在备用金出现缺口或超出库存限额的时候，就要到上级银行提取备用金或上解现金入库。彼时工作条件很简陋，他们都是用装糖的麻包袋坐公交车上解现金或下调备用金提回营业所，这是徐汉松亲自做过的工作：一趟五六十里的路程，鉴于当时交易量不是很大，一次提取10-30万左右，大约半个月提一次。“两年后营业所配了面包车，我们就不用坐公交了，但还是要自己去提，到了1989年才配了行警和解钞员压钞到营业网点。”徐汉松回忆。

保持信心的同时，也不能因遭遇制裁而产生极端偏激的情绪。一方面，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在国际贸易体系中有足够的腾挪空间；另一方面，国产通信产业从零起步，如今发展到与世界通信巨头并驾齐驱，并在5G时代展现出领跑能力，绝不是得益于自我封闭。我们并不需要把封锁当作“重大利好”来激励“自主研发春天来了”，更不能把扩大开放与自力更生对立起来。面对高科技的技术攻关，封闭最终只能走进死胡同，只有开放合作，道路才能越走越宽。继续扩大开放，努力用好国际国内两种科技资源，在与世界的互利共赢中实现自主创新，这个方向不能动摇。

尽管这项措施的实际效果还有待观察，但不管怎样，游戏企业能主动想办法，就比无动于衷要强，希望能够有更多的游戏、更多的厂商可以在防止未成年人沉迷游戏上做出自己的努力。游戏本身并无罪，但过度沉迷，对未成年人自己、对家庭、对社会都是一个问题，沉迷与反沉迷会是一个长期斗法的过程。正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所以主管部门的监管、媒体舆论的督促始终不能放松，要逼着游戏厂商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

“这些用户怎么办？他也需要有个人给他提出建议，（于是）只能在网络上检索，获取他需要的投顾信息。”上述客户经理表示，“专业的咨询机构给出的建议偏重防风险，稳健；而网络荐股重视高收益，激进。前者收费，后者免费，普通投资者容易选择后者。”北京地区的投资者陆明认为，对待网络荐股应该区别看待，其中有一些是骗子，专门为了骗取投资者的钱财，有一些则确实起到好的作用。

新政策实施后，亏损结转年限为10年，即前9年的亏损都可以在第10年抵补。主要针对哪些行业的企业？朱桉称，该项政策主要针对盈利周期比较长的研发企业，比如生物科技、半导体芯片研发等企业。这是所得税政策上第一次将亏损结转年限拉长，可以让高科技企业在研发投入上更有耐心。

当时分社的工作环境很简陋，放一张桌子和一个保险柜，就可以办公了。当时银行业务主要就是存款、结算和贷款，比较单一、业务量也比较小，存款品种只有活期和定期两大类，结算业务也只有行内转帐、信汇和电汇等业务。徐汉松记得当时为了增加储户动员存款，信用社提倡员工为大额户和困难户提供存取上门服务，支持深圳特区发展的基础建设。他就每天骑着自行车，拿着钱包到网点上班，除了当地的客户外，一些华侨汇入的款项他也会亲自去送，在他那一代银行人看来，服务到位很重要，可以增加很多的业务机会。